以戲劇搭建歷史現場:反思甚麼 如何反思
--專訪《日佔香江‧再看1941》創作團隊及參與學生

訪問:張潔盈、梁佩筠、楊佩文
撰文:楊佩文、梁佩筠
 
「本身會覺得和自己無關,在書上的都是歷史,已成過去,而我們都沒有親身經歷過;但經歷過劇場活動之後,真的明白生死攸關,會明白戰爭的殘酷,是真的有生有死。」剛參與完有關二戰時香港淪陷的《日佔香江‧再看1941》教育劇場的中學生劉如欣說。
 
這個教育劇場結合了「博物館劇場」、「環境劇場」、「互動教育劇場」等理念,一共兩天於參與學校及香港海防博物館內進行。我們與其中兩位導演Mike與Bell、以及三位剛參與完活動的中學生,身處於前身為鯉魚門堡壘、現為海防博物館的展覽廳內,細談這個教育劇場的創作點滴,並邀請學生分享參與時的感受。
 
古蹟、戲劇與歷史移情(historical empathy)
 
「我覺得在戶外走廊的劇場比較深刻。例如在火藥庫內有個(演員扮演)日軍(向學生宣揚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想法),另外有個演員扮演普通市民融入我們,間中會反駁日軍。我覺得這個可以反映當時(香港淪陷)的情況──中國人民不願與日本軍合作和他們的立場很堅定。這可以推動同學間緊張氣氛,而演員也非常入戲,演出過程和我們打眼色:『不要屈服』、『不要理睬日軍』;所以很能感染到演出氣氛,而並非台上有台上演、和觀眾無關。」被問及最深刻的一幕時,另一位學生孔樂樂同學分享的正是於戶外火藥庫內演出的其中一節古蹟徑環境劇場。
 
這個計劃共分三個部分,包括學校工作坊、古蹟徑環境劇場、《保家衛港》互動劇;其中古蹟徑環境劇場於館內的軍事遺蹟(如炮台、軍營殘蹟、火藥庫)內進行。學生一到達博物館就被引領到古蹟徑,遊走於不同的古蹟點;演教員就善用置身的環境融入戲劇情節內,打破舞台分隔觀眾與演員的局限,邀請學生參與劇場,讓學生的即場反應成為演出的一部分。
 
雖然事前沒有向學生說明要他們參與,但是當學生一走進古蹟的環境裡,演教員邀請學生一同參與演戲,學生就即時自然回應。陳曉明同學分享道:「我和同學經過一條橋(「西溝堡對出橋樑」)已經令我們都很驚喜。當時,我們見到一位演員,穿著二戰時的服飾。活動剛開始時,我們都不知道原來活動對我們的參與要求度高。當時發覺原來會有演員要求我們和他一起做戲,我們都覺得不錯。之後,他就叫我們幫他執拾東西,我們也很投入一起幫他。然後,他請我們捐贈一些物品給紅十字會,我們也有捐獻一些紙巾呀,不重要的東西捐給他,讓我們知道原來當時的香港很需要其他人捐助物資。」
 
這幾位受訪學生是藍田聖保祿中學的中五學生,她們在校內也修選西史科,課程中也有提及香港1900年至2000年那一百年的政治發展;然而,有關日佔香港的時期,只佔教科書的兩版資料。學生可以在兩版資料中理解幾多呢?於是我們問學生,參與劇場前後,對二戰時期的香港的認識有否不同或啟發?他們坦言,讀書時只是將資料記下用來應付考試就算,但不知道內裡的故事,而劇場令他們更清楚當時華人的心情和矛盾。「(劇場)更能了解當時人的心情。因為如果只從書本學習不能了解當時人的心情。」陳曉明同學回應道。
 
圖為在火藥庫中演出環境劇場片段。
 
 
歷史教育:思考甚麼?
 
無論是受訪學生的分享,或觀乎我們對學生的觀察,也發現學生很享受這種互動及置身於環境中的劇場活動,過程中也對當時香港淪陷前的社會現況的認識有所增加。至於導演又怎樣看這次活動的目標呢?
 
「參加者完成活動後,在史料知識上應該有所增進;但如果只以這為目標的話,這和普通課堂或者看歷史影片沒分別。所以,我們希望在活動當中,透過故事啟發參加者思考,代入當時人物的處境。例如在劇中,我們有幾條大問題給觀眾思考,嘗試讓他們從多方面去思考同一歷史事件和同一歷史人物的經歷。又或者重新思考一些既有概念,例如『漢奸』幫日本人做事,但我們有否思考他們背後的原因?」現為中學教師、正修讀演藝學院戲劇教育碩士的導演張鼎丞(Bell)說。
 
至於另一位也是該碩士課程學生、現為香港話劇團外展及教育策劃的導演周昭倫(Mike)補充:「戲劇是很能夠幫助參加同學進行historical empathy(歷史移情),即是進入歷史情境,然後學習歷史。戲劇在歷史學習上是一個窗口,而我們就是要考慮打開窗口之後,要同學學到什麼,思考什麼。」
 
兩位導演都認為,以戲劇重現歷史幫助學生進入歷史情境學習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學生在過程中思考甚麼;而這一點也很影響導演如何篩選史料,如何創作整個教育劇場。Mike認為現時香港很少人提及本土歷史,而這些其實對於我們都是更貼身的,例如學生一定也聽過上一代提及「三年零八個月」,但當中的意義是甚麼呢?
 
Mike分享他在資料搜集的過程時,在google 搜尋「日本」的時候,連帶的結果就一定是「侵華」,在他這個年代有很強「幫日本人做事就是漢奸、壞人」的概念,於是兩位導演希望藉此計劃讓學生了解二戰時期的香港環境和人的掙扎,特別是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當時幫助日軍工作的香港人所面對的心情是怎樣,繼而思考國民身份;而他在其主力負責的《保家衛港》互動劇中就特別重視這一點。
 
《保家衛港》的故事以三個角色在日治時期的抉擇為主線,背景是1941年香港正式宣佈投降後,阿哥加入游撃隊抵抗日軍,阿妹卻幫助日軍工作以換取足夠的糧食,而阿叔為一名本地米商,為日軍辦事,但暗中卻支持游撃隊。
 
在互動劇開始之前,演教員派發角色牌給所有學生,並抽選其中28位學生扮演「華民代表」,學生在演出中段入戲與演教員一起開會討論,應否按日軍指示為「日本皇軍解放中國五週年」(即蘆溝橋事變五周年)舉行慶祝會。當時學生按其角色牌的身份表達意見及立場,部分人認為不應慶祝,部份人因不敢反對而就範,而扮演日軍的演教員不時就此施壓,場內氣氛也緊張起來。
 
「我覺得剛才演員問『慶不慶祝?』、『如何看待自己身份?』這類問題時已經進入了通識科的討論。」余安琪同學分享自己在這環節中的感受:「那是一個『自己身份認同』的問題。我開始想,自己究竟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中國香港人』,又或是…… 因為已經被殖民統治很長時間,可能會把自己當成外國人。在當中,我真的很認真去思考個人價值觀等問題,在思考自己究竟是什麼人。」
 
開會討論過程中,有一位演教員為了推動扮演華民代表的學生支持舉行「蘆溝橋事變五周年」慶祝會,說道:「其實你們以前被英國統治的時候,也會為港英政府做事吧。」而在劇終時更播出英國國歌,到底導演在想甚麼呢?
 
「當年香港重光之後,中國其實可以奪回香港主權。不過英國人狡猾,立刻派出一名將軍接收香港;而國民政府又不想與英國交惡,所以香港就順理成章繼續由英國統治。這裡有一個空間讓學生思考:原來香港曾經可能早六十多年回歸中國,如果真的如此,會發生什麼事呢?」Mike認為香港時常都談及國民身份,就更加用本土歷史去深化思考,可是最後在互動劇裡沒有用上這個英國收回香港的點子,只是以劇終歌輕輕帶過。
 
演出結束後,演教員請學生選擇會支持哪個角色的做法。我們觀看的那場幾乎八成學生支持米商阿叔--表面為日軍辦事,暗地裡支持游擊隊;只有各一成學生支持阿哥和阿妹。每場的學生背景不同,每場學生的選擇都有不同變化;Mike認為重要的是審視故事的文本會否偏重某個別立場,他會要求演教員在演出時捉緊角色的立場,不要太容易因為學生的反應而讓步。「這是戲劇,演員要運用角色的立場、心態去感染同學。也因為這個劇場有太多元素,如果演員演得太虛浮的話,同學接收不到立場,自然也不會選擇了。」
 
被問到如何看學生反應太偏側,Mike補充:「我本人是持開放態度的。最主要是學生在過程中有思考,所以我十分強調學生在討論、開會等環節都要有掙扎,如果太容易做到選擇就有問題了,就算每個同學都選擇支持『為國捐軀』都不成問題。但如果過程中沒有思考就是問題了。可能他們選擇米商,但在過程中他們應該會考慮選擇其他角色,權衡過後才作出最後選擇。」
 
 
「我創作的時候,一定會先鞏固好劇本。一個有劇本的演出。好的演出永遠能吸引學生,如果演出很簡陋,演技很差,都不能吸引學生興趣。」《保家衛港》導演周昭倫(Mike)說。圖為《保家衛港》片段。
 
 
演教員:教育劇場的關鍵
 
如何促進學生思考--無論是活動設計、以至演教員的演繹也至為關鍵。
 
演出前學校工作坊其中一部分是「教師入戲」(teacher-in-role)。故事提及祥叔/祥嫂是圍村村民(是祥叔或祥嫂取決於演教員的性別),其他村民發現他們一家曾與日軍見面,懷疑他們與日軍有勾當;經過定格及熱身活動後,學生扮演村民,與演教員扮演的祥叔/祥嫂對話,了解他們背後究竟與日軍有何關係。我們與負責設計工作坊的導演Bell提到不同演教員對「祥叔/祥嫂」各有不同演繹方式,也影響到學生如何理解祥叔/祥嫂的故事時,Bell也認為即使有了全盤計劃,無論導演事前提供充足指引,結果也可能會有偏差:「偏差可以出現在很多方面,可能是演員記不下長篇大論的資料,可能是演員在轉化文字教案再演繹的時候變了質,因為每個人的理解都有不同。」
 
是次計劃同時是Mike與Bell畢業研究論文的功課。藉此研究「用互動手法如何達到教育和學習的目的」的Mike則引申至演教員的訓練:「現時我探討出一個問題是『對演員的訓練』,不是說演技,而是在引導討論的技巧──問學生問題的方法、學生回答後的反應等等。我認為如果演員想繼續發展這方面的話,要想辦法訓練一下,又或者一起發展一個較完善的系統。」Mike認為教學藝人(teaching-artist)的訓練仍然不足:「我覺得單是提問技巧都很難。要如何引導學生去到批判層面,而不只問對或錯,引導過後又如何幫助學生發展想法。」Mike分享到他通常在進行活動的時候都會錄音,再轉成文字謄本給演員檢討;然後他發覺原來演教員對學生的回應起不了太大作用:「或者能點出重點,但未能延伸下去和學生一起探討。」
 
兩位導演均點出教育劇場──同時也是「教育」──應該包含的重點,即使學習活動設計各種讓學生參與及互動的方法,但若果演教員沒有相應的提問技巧或對議題的理解,只能稍微改變措辭來表述(re-phrase)學生的回覆,或許無法引導學生進入深入的討論。
 
此外,教育劇場強調學生參與,儘管很多時學生的反應在製作團隊預期之中,但間中也有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或有學生提出反對意見。例如有次在火藥庫內進行環境劇場的演出時,劇本預設了扮演日軍的男演員會拉出融入在學生中扮演平民的女演員並折磨她,但突然有男學生跑出來「英雄救美」;又有另一場這名扮演日軍的男演員不小心跌了道具槍,有位男學生立即拾起槍指著他,他當下呆了,然後很淡定叫學生「開槍」,再叫學生將槍還給他,始能把戲演下來。除了提問,演教員如何以角色回應學生突如奇來的反應,也是一大挑戰。
 
發展本地博物館劇場的可能
 
近年不少歷史劇場的演出也積極與博物館合作,於館內進行創作及表演,既配合博物館的展覽,同時為藝術界提供新的創作元素。那在今次實踐之中,Mike與Bell又對博物館劇場有何看法呢?
 
Mike說:「我要博物館和戲有關係,有時博物館太多面向就不適合做了。專題博物館是最好玩的。」這也反映近年本地博物館劇場的發展趨勢,例如在孫中山紀念館的《學良事變》、香港鐵路博物館的《鐵道緣》、在三棟屋的《3D動屋》全都發生於專題博物館,但表演的藝術主題與博物館內容是否有所關連,實在值得商榷。
 
至於海防博物館內古蹟點眾多,他們又如何選擇呢?兩位均表示最初選擇是考慮到地點的意義,以及能否刺激創作人的想像;後來選得太多地點,就從技術上作考慮,例如安全問題及空間大小、能否容納眾多學生、學生如何遊走於古蹟徑等。
 
「長遠來說,博物館和劇場的配合是很重要的。剛才劇場進行的時候,有些(館方的)工人穿著螢光工作服,突然走出來,看起來很像荒誕劇一樣!又或者我們一路進行戶外演出的時候,館方一路在旁邊剪樹!往後的發展應該是大家能互相明白需要,能互相配合。現在其實已經算好,他們允許我們在閉館日演出,但他們又不可能不在閉館日清潔、修葺。」Mike補充。
 
博物館劇場不單取決於藝術手法,博物館的管理方法及展覽內容也會影響到整體效果。希望這次計劃如創作團隊所期望,其研究成果可惠及其他博物館,啟發他們以戲劇模式開展教育工作,為香港開創具創意的策展文化,使更多本地學生及公眾受惠。
 
 
(左起)學校工作坊的導演張鼎丞(Bell),《保家衛港》的導演周昭倫(Mike),TEFO編輯張潔盈
 
 
圖為於中央炮台一號的環境劇場片段。以炮台為背景進行一場審判,
講述一名炮兵在陣前落荒而逃所面對的掙扎;戲中也提到這座於一戰前興建的炮台。
 
 
>>>
 
《日佔香江‧再看1941》
 
此計劃由香港演藝學院表演藝術中心主辦,於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期間進行,為《smARTS演藝之旅》活動之一。
 
 
 
 2012.02.24